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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的性格，让汪海在改革开放尚未成型的时候，便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个性也一度让汪海被扣上了30顶“帽子”，好在汪海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如果一次“摘掉帽子”还能用侥幸来形容，那么30次侥幸就足以证明实力了。汪海和双星就像改革开放40年的缩影，无论是初期的激流勇进还是中途改革弯路，都不只是一个企业发展的生命线，更是改革开放在试错过程中的成长和完善。

从激进的“废钞令”到建立新税收制度，从“百城改造计划”到喊出“印度制造”口号，变化接踵而至；在班加罗尔、德里的诺伊达和古吉拉特金融科技城，莫迪当局还通过打造以金融、软件、制药以及外包服务业为核心的“高端”产业群和卫星城，吸引着国际资本的关注。

“我们必须让联盟更好地适应新出现的威胁，比如俄罗斯的侵略、不受控制的移民、网络攻击、能源安全的威胁。”蓬佩奥表示。不仅仅是政府的高层官员如此表态，美国部分战略精英也欲继续让盟国相信，共同敌人和威胁的存在要求欧洲保持与美国的团结，并加大防务投入。

3、危机来源于外部还是内部我们在开放条件下经常讲输入型金融风险，也存在不少案例说明主要国家货币币值波动所引发的另外一些国家的货币危机。但是，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每一次危机在部分脆弱经济体发生，而不是无差异的在所有国家都发生。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什么在东亚几个国家发生，而没有祸及非洲？2018年，土耳其和阿根廷发生危机，为什么中国同为新兴市场却安然无恙？所以，内部脆弱性是根本，外部因素是诱因。危机一定在处于临界状态的最脆弱的那些国家爆发，这是危机典型特征。所谓内部问题，往往包括外债过多过高，金融业开放和资本，贸易严重失衡和高通胀、低增长。

坊间人称兼具“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赤贫阶层赈济者和国际资本之友”三重身份的强人总理莫迪宣布连任——以绝对压倒性的优势。印度的“下一站”，或也随之到来。政党这场选举的结果出乎各界意料。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大选结果倍加失望，“战略界”人士则对莫迪的再次执政格外兴奋。印度著名政治评论家Neerja Chowdhury点评说，2019年选举当之无愧为印度当代政治史上的“分水岭”。

国庆长假期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美股下挫，美联储年度第三次加息对金融市场的负反馈效应显现。我国央行“下先手”在假期末公告第三次降准信息，以呵护市场，缓释美股外溢风险，中长端利率又出现下行空间。三季度GDP增速下滑至6.5%，数据出炉后，债券市场先于政府反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担忧，10年期国债收益率由3.7%跌至3.5%附近。10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确认经济下行压力，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连续两周近乎直线式下行。前期踏空的广义基金成为劲头最猛的加仓机构，中长期国债、国开债、中高评级信用债价格飙涨，银行同业存单发行定价不断探底，信用利差全线收窄，年度最一致性的牛市预期形成。特别是G20之后，中美首脑就贸易战会谈的成果超预期，使得债市确认经济和货币政策可转向以国内稳定为重心，国债收益率不仅没有随风险情绪缓释而回升，反而继续走低，牛市动力十分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