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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中国金融服务也应“走出去”。方星海表示，今天中国企业已经到全球运作，中国金融服务也要跟着中国企业到全球去。“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企业怎样到全球布局，这个问题会越来越迫切，现在就应该要有所破局。”责任编辑：杨希 1904183207

通过三次通货膨胀历程的回顾，我们发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通胀目标更多地具有指导意义，但并不是货币政策转向的临界点。除了2003年的通货膨胀以外，2007~2008、2010~2012年的通货膨胀中货币政策的收紧提前于CPI到达临界值，货币政策在CPI涨幅超出预期的半年之前就有所收紧，货币政策的前瞻性更强。

上述数据已远远低于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所认定的4.4 %，以及CBO 所认定的 4.6%的自然失业率，但就业市场的实际状况还要更乐观一些，去年12月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显示，在就业人口大增同时，参与率也在同步回升，尤其是青壮年的参与率仍在提高中。即便如此，该数据仍然低于新经济时期的参与率，说明参与率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参与率的提高表明在经济与劳动力市场持续向好的状况下，本已退出就业市场的不愿意再继续寻找工作的“失意求职者”，出现了重返就业市场的意愿。

新华保险副总裁李源近期在业绩发布会上回应称，过去公司营销员队伍建设追求质而非量，合格率、人均产能等都排在市场前列。但今年上半年，公司调整了战略，追求队伍的快速发展，因此出现了逆行业趋势的情况。与上述三家不同，太保寿险上半年代理人队伍月均人力在下降，同比下降11%达79.6万人，但其月人均首年保险业务收入达5887元，同比增长5%。

这篇文章吸引了大批学者们的追随，一时间各种类型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实证方面的研究蜂拥而至。卢卡斯（Lucas，1995年诺贝尔奖得主）研究了人力资本通过教育的积累过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巴罗（Barro）及其合作者在理论和实证上集中研究了政府支出、教育、及民主政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格鲁斯曼和海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研究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阿吉昂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概念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雷拜罗和斯托基（Rebelo and Stokey）研究了税收的影响，等等，多得实在无法穷举。

强化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民银行始终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例如，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在中央领导下，人民银行加强对货币信贷总量的控制力度，加大金融治理整顿力度，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抑制了投资过快增长和物价快速上升。又如，面对2003年之后我国经济新一轮上升周期，5年中，先后1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其中，2007年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再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加深并升级为国际金融危机，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生重大转变，人民银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国务院确定的应对危机一揽子计划，及时调整货币政策的方向、重点和力度；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保持流动性充分供应，帮助中国经济在2009年率先实现企稳回升。又如，2009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强劲复苏后，人民银行及时开始反方向调整，先后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有效降低了政策超调可能产生的影响。2015年后特别是2018年以来，面对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周期性下行压力，既保持政策定力，又适时预调微调，积极加大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缓解经济下行对实体经济的压力。